关键词：北京谢公祠、文物建筑保护、历史地段

摘要：谢公祠是北京宣武区登记的文物建筑，其保存现状十分令人担忧，保护措施非常有限。笔者通过对谢公祠及相关历史地段的调研，认为北京对于谢公祠这样的文物建筑以及相关的历史地段应当首先采取无条件整体保护的原则，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实物材料。切不应为了商业开发的利益给北京历史文化保护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呼吁有关部门和全社会都能引起足够的重视。

一、从谢公祠的现状看北京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一些问题

谢公，即南宋名臣谢枋得（？-1289），客死元大都，其事迹在明代从民间歌颂上升为与文天祥比肩的国家认可。谢公祠，位于北京宣武区法源寺后街，创建于明代。近年来，随着北京城市建设的高速发展，谢公祠的保护工作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时刻。土地开发的压力一次次地冲击着这组建筑以及周围的街区，为北京历史地段和文物建筑保护提出了严肃的课题，其紧迫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该地段未被划入历史文化保护区内，成为开发商放开手脚大拆大建的直接借口

若大的宣南地区，本不该只有法源寺等屈指可数的几处文物建筑，更不应该只有法源寺、大栅栏、琉璃厂等三两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以法源寺历史文化保护区来看，实际上只是近十几年开发建设后剩余下的一小块“飞地”而已，法源寺已经日益成为“孤岛”，其西侧的法源寺居住小区、东侧的菜市口南大街和南侧的南横西街，均已丧失了历史街区原貌。目前仅存北部沿法源寺后街的一片院落尚保存着一些古建筑遗存。

但是，从编制的“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02年）来看，法源寺后街以北的街区并未划入保护区范围，实际上等于从政策层面上放弃了对这一带传统建筑的保护。由于此处毗邻广安大街，开发商对其商业价值觊觎已久，近年来多次试图对这里进行开发建设，只是因为与原住户的搬迁补偿未落实等原因，才未能动工。在这种情况下，文物保护部门仅仅提出保护谢公祠个别小院是不够的，应当争分夺秒尽快将这一地区整个划入到历史文化保护区当中，才能够真正避免历史地段和文物建筑遭到毁灭性破坏。

第二、谢公祠原本只是文物暂保单位，保护级别不够。

由于谢公祠是文物暂保单位，所以有关文物部门对开发商尚有一定的约束。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暂保文物的名义仅仅只是延缓了开发商的步伐，没有从根本上起到保护历史地段和文物建筑的作用。开发商曾多次试图通过异地重建的方式瞒天过海，制造土地开发和文物建筑保护“双赢”的假象。其真实目的是尽快拆除谢公祠，为其土地开发让路。开发商在方案图纸中给文物建筑预留的地块形状与原地块并不吻合，面积也根本不够。如果这样进展下去，从开发商的运作情况来看，拆掉原有的真文物是第一位的，至于是否复建、如何复建，都是纸上谈兵，后果难以预料。

第三、该街区现状是大杂院，常年得不到必要的修缮。

法源寺后街一带居住人口较为稠密，人民居住条件相对较差。调研发现，这里私搭乱建现象十分严重，房屋质量难以保证，各种临时性地修缮对古建筑也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很多居民的心情十分矛盾，他们既希望早日搬迁住进新楼，又对古建筑可能被拆毁的前景表示忧虑和惋惜。

因此，即便我们能够遏制开发商的破坏行为，也必须有效地解决现在居民的生活问题，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激发历史街区的活力，使文物建筑延年益寿，否则，居住性破坏的后果同样是无可挽回的。

二、谢公祠及法源寺后街历史地段的历史价值和意义

为什么应当将谢公祠乃至整个法源寺后街都划入历史文化保护街区呢？这是因为从整体上看，法源寺后街与现在的法源寺历史文化保护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其历史文化价值是多层面的，只有首先保护起来，才有可能为继续深入研究提供真实的实物素材，为逐步揭开这一地区丰富而神秘历史面纱提供可能。

1、谢公祠是特定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真实见证

谢公祠祭祀的历史人物是南宋名臣谢枋得。谢枋得，字君直，号叠山，江西弋阳人，是南宋末年抗元将领之一。德祐二年（公元1276年），谢枋得兵败，遂逃遁隐居于福建。文天祥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在大都就义时，他尚“卖卜市中”。谢枋得虽然卜不象文天祥、陆秀夫那样死得轰轰烈烈，但他也不是投降派。他对元朝始终采取的是不合作的态度，元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福建参军魏天佑将其押解至大都（今北京）邀功，于四月一日到京，绝食数日而亡，以死表示了对宋室的忠诚。值得一提的是，谢枋得的妻子、弟弟、儿女等也多因忠烈或自尽、或被杀、或被捕入狱，可谓满门英杰，谢妻李氏被专门收录于《宋史·烈女传》中。

谢枋得在京的居住生活实际上只有短短几天，据《叠山先生行实》记载：“四月初一日至燕京，初五日死于悯忠寺（今法源寺）。子定之护骸骨归，葬于信州”。谢公在京的这日虽然短暂，但却是他人生命运最重要的几天，也是获得后世至高评价的主要依据。史料中对谢公哭拜法源寺曹娥碑的情节描述很细致，说“迁悯忠寺，见壁间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犹尔，吾岂不汝若哉！’留梦炎使医执药杂米饮之，枋得怒曰：‘吾欲死,汝乃欲吾生耶! ’掷之于地，终不食而死”（《宋史·列传一百八十四》）。哭曹娥碑的场景将谢公命运的悲剧性和壮烈感推向了顶点。谢公去世之后，由其子护送遗体回到故乡安葬。虽然当时是元朝的天下，但其乡人、弟子等不断地在其家乡为其举行纪念活动，并建祠、树碑予以歌颂，由此可见谢公的言行是得到了世人的赞许和崇敬的。

直到今天，我们仍不能从史料中确切地断定出谢公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度过其生命的最后时刻的，也许在法源寺内，也许在其附近，但无论如何是与法源寺密切相关的。近代一些旅游书籍凡提谢枋得必提法源寺，反之亦然，足见谢枋得绝食尽忠这一历史事件是法源寺历史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片段。因此，决不能简单地用现在的一条小街就把街两侧的历史地段和建筑截然区分开，一侧（法源寺）保护起来，另一侧（谢公祠）就任其毁坏。

2，谢公祠始建于明代，是国家敕建祠堂建筑的重要代表实例之一

从建造年代看，北京谢公祠是明代追建，具体建造年代大约是明景泰年间。

明代最推崇的忠节烈士是文天祥。明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便在北京建祠致祭，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更被列入国家祀典，每年春秋由官员主持祭祀。而此时的谢公尚处于“祠宇未立，封谥未加，后人无所称仰”的状况，其同乡李奎[1]赞叹谢枋得“忠肝义胆，与金石同坚；高名峻杰，与文天祥相表里”，积极呼吁“定谥褒赠，创立庙宇，岁时致祭” （《褒崇忠节疏》）。除了李奎的推举，还有当时其他一些官员的请奏，如韩雍“抚江西时，请追谥文天祥、谢枋得” （《明史·韩雍传》）。 “景泰七年九月，以巡抚江西右佥都御史韩雍之请，事下礼部尚书胡濙等以为文天祥已建祠于顺天府学之右，岁时遣官致祭，惟谢枋得祀典有阙，宜令原籍所司岁举祀事，仍行翰林院议赐谥”（《日下旧闻考》中转引《明景泰帝实录》）。

经过这些努力之后，最终取得了“诏谥天祥忠烈、枋得文节” （《明史·列传六十六·韩雍》）、并“建祠于尽节之所” （《日下回眸》）的结果。由此可见，谢枋得虽然比文天祥晚了50年才得到朝廷的礼遇，但其名分和待遇已经几乎可以与文公比肩。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谢公祠的规格应当是不会逊于文公祠的。既然今天我们对文公祠进行了妥善地保护和修缮，为什么不能对谢公祠也给予同等的关注呢？

3、谢公祠及法源寺后街建筑群是明清时期建筑类型和形制演变、社会生活场景的重要遗存

从北京谢枋得祠的历史演变过程来看，祠堂建筑与会馆建筑存在着一种密切的共生关系，为我们研究这两类建筑的关系提供了很好的实例。

谢公祠留存到今日，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江西会馆的作用。谢公的名望是江西老乡们为他争取到的，他的祭祀场所和规格也是受到老乡们的维护的。谢公在绝食殉国的当年，就有同乡人士在家乡建祠纪念，明代江西人士时常有为谢公请谥祭奠的举动。自明代敕建谢公祠之后，可想这里就渐成江西人士汇聚的场所之一。

随着清代科举制度的兴盛，北京会馆建筑得到空前发展。其中，冠以江西会馆名号的就有四五十所，据《北京市宣武区志》的统计，谢公祠毗邻的法源寺后街5号和培育胡同9号都曾是江西会馆的地产。

伴随着谢公祠而发展起来的江西会馆反过来又对谢公祠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

从今天的遗迹来看，谢公祠和江西会馆应当是一种共存共荣关系，谢公祠的原貌究竟如何，尚无定论，由于这些房屋大多还在，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非常珍贵的素材和线索。因此，我们的保护、挖掘和研究不能急于一时，也不能只孤立于谢公祠的某一座建筑单体上，而应当从历史发展的全貌去梳理其整体状况。因此，保护整个江西会馆和保护谢公祠同等重要。

4、法源寺后街历史地段是北京旧城历史片段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北京城现在已经成为一座典型的“拼贴城市”，保护旧城原有的脉络和肌理用“抢救”都不够紧迫，对北京旧城的保护工作已经成为一项充满悲壮色彩的行为。

北京再也不能屈从于开发商的压榨了，北京就象一个垂死的文化之鹿，被那些虎视眈眈的经济猛兽无情地撕咬着，在它尚未断气时已经被抓咬得体无完肤。而这些经济猛兽们还要从这个文化躯体中榨干最后一点儿商品价值，连一丁点儿残肢碎骨也不肯放过！

谢公祠象现今还暂存的很多老房子一样，是北京古城原有的不可或缺的历史遗存，它或许不象皇家建筑那么显赫，不象寺庙建筑那么庄严，但它仍然以自己独有的价值成为构筑北京旧城文化底蕴的一份子。同时，谢公祠毕竟不同于一般的民居建筑，无论从历史地位还是建筑形制，都能起到以点带面的局部统帅作用，对于法源寺后街一带建筑风貌具有很好的标志作用。因此，我们呼吁对法源寺后街的传统房屋和院落进行整体保护。